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中的戏剧宣传述析以军队剧(2)

二、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戏剧宣传动员

随着作战区域的扩大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八路军各部队剧社或宣传队的规模日渐不能满足实际需要，面临扩充队伍的问题。吸收演剧人员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为剧社普通演员。由北平、天津等大城市逃亡来的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部队剧社的主要扩大对象。另外一些乡村的知识青年也被招收进来。与一般民众相比，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学习各种知识较为容易，表演模仿能力较强，但缺乏实践经验。晋察冀抗敌剧社的丁里称：这些青年“除了有几个人在三十年代从事过戏剧运动以外，大部分是没有搞过文艺工作的，有的甚至连戏也很少看过。”〔6〕他们亟需提高艺术水准和积累实际经验。另一类则为从延安来的艺术人才。一些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毕业生陆续被分配到各剧社中来。如贺龙借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机会将包括成荫、莫耶在内的一批鲁艺学员带回战斗剧社。他们要么是剧作家，要么是导演，不仅承担着教育和培养新的演剧人才的任务，而且还负责剧社剧目的创作。

戏剧创作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从延安带来的剧目虽一时能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但绝非长久之计，许多剧目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并不相符。一些部队剧社开始意识到必须编写反映根据地当地情形的新剧。行动最早的是冀中边区的火线剧社。早在1938年初，编剧王林就创作了反映当地人民抗日斗争的《活路》、《警号》与《小英雄》。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抗敌报》于1939年初提出，戏剧创作应“迅速反映与报道当时的群众斗争、武装斗争的新事件、新胜利，抓住具体的模范例子，取其精华，以教育广大人民，动员广大人民”〔7〕。为了增强宣传动员的效果，新剧应反映根据地当地的斗争情形，应演出根据地老百姓自己的事和周围的事。在上述原则的指引下，一些编写人员开始到抗日前线、基层农村中搜集材料。到1939年5月，晋察冀军区产生了第一部描绘八路军开赴冀中平原的新剧 《到山那边去》。晋绥军区的戏剧创作在1940年阎锡山势力被赶出晋西北后也开始步入繁荣时期。随后，反映根据地各方面内容的新剧日渐丰富起来。

在戏剧创作过程中，如何提升剧目的观赏性，增强宣传的效果是剧作家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另外，针对群众在抗战初期对话剧一时间内难以完全接受的情形，艺术工作者逐渐将突破的方向转向乡村流行的艺术形式。晋察冀边区“不少戏剧、音乐工作者已开始注意从民歌与地方戏曲中汲取营养。有些剧本用群众熟悉的民间小调填词，被称为小调剧，更多的是在民歌的基础上重新谱曲，被称为小歌剧”〔7〕。晋绥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从《办喜事》中学到了好多东西，如人物、语言、舞台场面都有。证明把郿鄠用唱出的戏，改变（加工）成了地方风味的新歌剧，就精美得多了”〔8〕。

传统戏剧同样也是值得运用的宣传载体。许多军队剧社均把演出群众喜爱的传统戏作为宣传动员的重要载体。晋察冀军区各剧团主要演出京剧。他们“不仅演出了有意义的传统京剧《群英会》、《苏州城》、《打渔杀家》等，还创作了新编历史剧 《亡宋鉴》（崔嵬）、《史可法》（郑红宇）、《陆文龙》（王久晨）等”〔7〕。晋绥边区剧社则专门成立了表演山西梆子的宣传队。晋绥边区党委的七月剧社有两个演出队伍。“一队专演山西梆子，二队专演各种民间风格的新型歌剧。有时一天演两次，有时在离敌人很近的地方演。剧本大部是新编的，有一部分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新剧和历史剧，七年来演出剧本达111种，自己编的有34种。《王德锁减租》、《闹对了》、《新屯堡》（张初元）、《重见天日》、《千古恨》、《血泪仇》、《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 等都是极受群众欢迎、百看不厌的好戏”〔9〕。与一般的民间剧团相比，上述剧社在选择剧目时注重其内容的斗争性与对群众的教育意义，剧中主要人物大多为普通民众，摈弃了旧剧中歌颂帝王将相的套路和宣扬封建腐朽思想的内容。

在战时环境下，戏剧表演受到诸多条件限制。最起码的困难是演戏的许多基本条件如道具、化妆等不易解决。晋察冀“战斗剧社演出用的服装除军衣外，大都是借老百姓的。……胡子是用棉花粘上的，演戏中偶尔不慎会掉下来。演出没有汽灯，只好用麻油灯来代替”〔10〕。化妆是戏剧演出中的必备环节。可是化妆原料的获得却十分不易。战斗剧社的严寄洲回忆：“土造的油彩所要用的原料如凡士林、硬脂酸和颜料，都得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去购买。凡士林用完了用猪油代替，硬脂酸买不到就用蜡烛。做出来的油彩，要么抹不上去，要么卸不下妆。我们用一种土黄的颜料调制底彩，只要画一次妆，三四天之内这个演员就像害了黄疸病似的，面孔老是蜡黄蜡黄的，好在我们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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