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戏剧中参军服色与舆服志的关系(3)

直至公元668年，黄色开始成为庶民和官员服饰的忌禁之色。“总章元年，始一切不许着黄。”[11]因此，黄绢单衣中的黄色是否带有罪服的指向意义，还有待考证，但总章元年前，黄色可以确定是当时普遍穿着的服装色彩。

2.1.3绿色 在唐以前，诗经中曾有“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14]的句子，在这部表达爱情的诗歌里，绿色应该是当时普通人的常服色彩。到隋炀帝时期，绿色则和绯色一并被明确规定为六品以下的官服用色。

至唐朝，绿色基本成为下等官阶官吏的标志服色，上元元年八月又进一步区分不同深浅绿色的官阶：“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庶人并铜铁带。”[11]

关于参军戏中绿衣的由来，任半唐在其《唐戏弄》[15]一书中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他根据《新唐书·杨炎传》谈及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的记载：“自道州还也，家人以绿袍木简弃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安可弃是乎？’及贬，还所服。”[7]并引用李训传中“训既败，被绿衣，诡言黜官”的记载，认为“惟绿衣与木简，确为唐代贬竄之官所用”“皆可见戏中取此为官服，显然有意避开正官服，故虽假官之长，亦不外绿衣木简而已。特虽同一曰‘绿’，而布帛有殊，泽素有别；绝非朝服、士服、罪服、戏服，于此亦皆一律。料戏服或介乎士服与罪服間耳。”[15]

在这一个问题上，笔者认为文献[15]中关于“绿衣是为了避开正官服”的结论并不一定准确。根据《旧唐书》中的记载，绿衣在唐代的官服制度中为低等官服,因而将其用于高等官阶到低等官阶的被贬之官，这一点符合《舆服志》中的规定；但其用绿色而非最低等级的青色，也非庶民的白色，或许和当时该戏中参军一角的真实身份有关,即与真实对象本身被贬等级隶属有关。至于沿用至宋的绿衣是否布帛有殊，泽素有殊，想来应该是因为最初参军戏辱的是“真官吏”，其服饰应该和常服或官服一致，而后辱的是由俳优扮演的“假官吏”，则服饰有可能为特别制作。该戏如在民间演出，则因优人的财力有限，“参军”的服饰更有“不同布帛”的可能，而这个假设也和史料中参军角色为真实的罪吏到演员扮演“罪吏”的变化规律一致，也和生活中服饰到舞台服饰的转变规律一致。

2.2 颜色变化轨迹的相关性

唐参军服饰中黄和绿两种主要颜色与其《旧唐书·舆服志》中的代表属性基本一致，且在时间上呈现了较高的同步性。特别是以 “总章元年，始一切不许着黄”为节点，黄色由民众可以随意服用到不可服用，从作为参军服色之一到最终被绿色所替代，这种《舆服志》中颜色规制的变化引起戏剧服饰颜色的变化，充分说明戏剧服饰颜色从最开始的选择到后期的变化都不是随性而为，而是依托于当时统治阶级推行的服饰规制，并成为服饰制度变化更替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

值得关注的是，张雄夫妇墓出土的身着黄绢单衣的戏俑是张雄之妻麹氏的殉葬品。麹氏死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即在“总章元年，始一切不许着黄”的规定之后，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死于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的唐游击将军穆泰的墓中。金维诺等[3]推测出现这种服饰“僭越”的情况“只有在装扮历史人物时间才有可能依旧例仍著黄”。笔者认为，导致这种服饰色彩“僭越”的原因，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可能与以下情况有关：①《舆服志》约束的为现实生活中的人，而并非傀儡戏中的木偶或随葬戏俑；②从穆泰墓参军俑上呈现的服饰及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显著异域特征，推断出这两所墓葬地处于民族交融地区，因而其受到《舆服志》的约束较弱，或影响时间滞后。

2.3 颜色的程式化端倪

汉唐参军角色的服饰颜色经历了黄、白到绿的变化，到后期基本固定下来，宋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参军穿绿衣，此后才根据剧情需要，出现了其他颜色的袍服。这种颜色变化，也是戏剧服装程式化过程中萌芽状态的一个细小缩影。在程式化还未形成之时，戏剧服装的种类因戏而设，不同的戏剧角色匹配不同的服饰，即便是在同样题材和同样类型角色设定的参军戏里，其服色也是各有不同。只有当该种类型的剧目完全固定下来，且同样题材的剧目增多，才有服饰程式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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