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在戏剧中的多重演绎

罗兰·巴特是20 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忠实的追随者，深受其影响并走上文学批评之路。但是，巴特在萨特的指引下渐渐有了自己的主张，常常作为萨特的对立面出现，甚至在文中有批评之言，显著影响了其后西方当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其著作被视为是最具文学批评价值的文学作品。

一、“作者之死”的含义及地位

所谓作者之死，按照常规理解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实在罗兰·巴特之前，作者危机已经渐渐开始显现。作者在现代作品中趋向死亡，他的神圣的主体性受到了动摇，甚至消失。荣格和弗洛伊德认为，用无意识代替了作者的意图，作者的主体性一步步开始动摇。早在《作者之死》前，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提出一个“零度写作”，即清除外在因素对写作的干预性，消除写作中主体介入性的价值评判，消除写作中的功利色彩。

巴特热爱语言，其处女作《写作的零度》明显受到当时的语言师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除了文学本身，语言学也为破坏作者提供了珍贵的分析工具”，作者只不过是写作的人，只是一个“writer”，而不是一个“author”。在这样的系统下，作者是多余的，必然走向死亡。

二、“作者之死”在戏剧中的应用与导演的二度创作

（一）“作者之死”在中西方两版《人民公敌》中的应用

作者之死，也就是作者的思想、情感等方面不是作品的唯一源泉，作者不是作品的起源，也不是作品的主体，也就意味着读者获得自由的阐释权，罗兰·巴特在这里追寻的是一种文本自由，摆脱以作者为中心后，给予了文本无限的自由解读。例如，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戏剧大师易卜生一生创作了20余部作品，其中以《人民公敌》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剧”更是享誉世界，被不同国家、多种语言和戏剧导演不断改编，进行多重演绎，颇具时代意义。

2018 年9 月6 日，备受瞩目的德国戏剧“梦之队”柏林邵宾纳剧院携话剧《人民公敌》登陆国家大剧院，剧中强烈的解构手法和思辨风格更是赋经典以新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思考。舞台上，开放的现代家庭空间、涂鸦式的墙壁、热爱摇滚的斯多克芒夫妇和朋友……导演奥斯特玛雅运用现代语汇，营造出一个符合当代观众审美的舞台空间，让观众在观剧的同时，也不禁移情自身，去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正在经历的社会问题，以及面对利益与真相冲突的两难境地，自己又该何去何从。值得一提的是，该版的结尾做了艺术化处理，即开放式结局。

同样，我国著名戏剧导演林兆华版《人民公敌》颇具社会问题剧中的“写意”感。导演林兆华似乎有意将“排练场”搬上人艺舞台。每位演员不时在角色内外“跳进跳出”，相对于体现天性、追求“沉浸”状态和真实反映生活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和主张“陌生化效果”和“间离方法”的布莱希特戏剧理论，这版《人民公敌》多了一些中国传统戏曲美学中的“写意”感。

将近三个小时的演出中，胡军在“斯多克芒医生”和“导演”的双重身份中自如转换，伴随着第四幕市民大会的召开，演员们终于扔掉手中台本，全情投入。斯多克芒医生的昔日盟友纷纷倒戈，而坚持真理的自己被判定为“人民公敌”。人群散去后，斯多克芒医生低头黯然拭去眼角的泪水，全剧达到高潮……就在这时，胡军忽然抬头喊“停”。剧情到此戛然而止，留给观众充足的想象空间。纵观这版《人民公敌》，从演员表演所体现的“写意”感可以看出，西方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碰撞出了奇特的火花。

不论是德国邵宾纳版还是我国林兆华版的《人民公敌》，都在易卜生的原作基础上进行大胆的解读和重新再创作，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意义。“作者之死”给予了《人民公敌》不同的解读和演绎的权力，结合时代，贴合生活，颇具时代意义，将易卜生的精神世界跨越时空与我们发生碰撞。

（二）“作者之死”在中西方两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的应用

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目的并不是简单的读者摒弃作者，而是希望读者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不被作者的想法和写作目的或是作者本人之魅力所束缚。同时，我们更应该明确：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是不能被完全割裂的，只是读者要从“作者中心制”中解放出来，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观察、思考、领悟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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