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安破案高手到阶下囚的戏剧人生

反腐败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兴衰，反腐工作永远在路上。十九大以来，仍有人不收敛、不收手，下场可想而知。本文主人公李伟光，作为国家公安部门专门查处经济犯罪大案要案的处级公职人员，本应以身作则、严守法纪、廉洁自律，结果却在不惑之年因欲望膨胀而滑向了深渊。

2018年5月,在南京某监狱教学楼电脑教室，笔者在教改科领导的带领下，见到了刚刚参加完计算机“程序设计”高级班的李伟光。他1.7米的个头，宽大的囚服显得他格外瘦小，但一双有神的眼睛却依然展现出他精干的一面。笔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四邻口中的别人家孩子领导眼中的佼佼者

李伟光，1978年出生于吉林省松原市，父母均是政府工作人员，他是家中独子。李伟光成长的优越环境可想而知。

“在我记忆里，从小无忧无虑，享受被父母呵护在掌心的感觉；考上大学，是我父母最骄傲的事；大学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某公安院校的研究生，专门从事电子数据的研究，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李伟光以自豪的口气介绍着他的成长经历。

2004年，李伟光研究生毕业。因为他所学专业中人才极缺，他被直接挑选到大连市公安部下属的证券犯罪侦查部门。李伟光走上工作岗位后，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高学历沾沾自喜，而是谦虚地融入团队，埋头钻研业务。

当时，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各行各业都在飞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经济犯罪率也越来越高，犯罪手段也日新月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在大学所学的会计专业和研究生所学的电子数据专业在工作中得到了充分应用，再加上自己的踏实努力，干起工作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多次协助破获了多起技术难度大的经济案件。

工作踏实肯干，领导赏识有加，工作后不到两年，李伟光入了党。2006年，他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调往北京，在公安部经侦局某直属总队工作。

既有表面公正执法的阳光又有私下以权谋私的阴暗

调到北京后，李伟光很快就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在组织纪律和个人生活等方面，他也是严格要求自己。在同事们和领导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工作中谨言慎行、生活上洁身自好、坚决不触碰道德和法律底线的好同志，因此，他曾多次被所在单位和公安系统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

“到北京一年多后，我就与在大连工作时认识的女友结了婚，并且很快有了一个儿子。我爱人后来也调到北京工作，一家三口都成了真正的北京人，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错。”谈到到北京后的工作、事业、婚姻、家庭时，李伟光很满足。

李伟光介绍，电子数据作为现代网络信息社会的新兴证据种类和“证据之王”，具有很高的科学技术含量，对取证主体的技术资质也有较高的要求。实践中多数侦查人员并不具备电子数据收集的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他们欠缺直接从原始存储介质如电脑、手机、网络中提取电子数据的技术能力，需要将原始储存介质连同电子数据送给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依靠侦查机关以外的相关技术人员收集电子数据。取证权限的缺失可能会侵害被调查对象的合法权利，技术资质的缺失则会减损电子数据的真实性。

李伟光当然是系统内数据分析处理的专家，并且，在经济类案件取证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多年的办案经验让他明白，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证据线索与案件处理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他是有机会在提取电子数据过程中故意隐瞒或者破坏，从而无法保证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在取证主体不具有相应技术资质的情况下，取证主体违法就可能造成电子数据的破坏、遗漏、毁灭等情形发生；若不能保证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就会减损或者否定其证据能力，从而影响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

对经济类案件数据的处理能力和特殊身份给了李伟光与当事人接触的机会，同时也给了他利用技术手段和权力为他人减轻罪证甚至转移财产的机会。

随着自己技术能力和权威性的提升，在一些难度较大的案件证据收集中，领导也越来越依赖他、信任他，因而他接触的资料的密级和案件的级别也越来越高。随着李伟光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后，找他“帮忙”的人也越来越多，“劳务费”的数额越来越大，礼品的价值也越来越高。

“从开始的拒收，到半推半就，这就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温水煮青蛙的实例。”对于自己的问题，李伟光一针见血地总结。

诱惑就像伊甸园的禁果，特别对于久居高位、手握权力、政绩突出的中高级干部来说，一旦出现轻微的精神空虚和道德信仰缺失，居功自傲和恃才自矜便随之而来，贪腐便如崩溃的堤坝，迅速从“有底线到毫无底线，从被迫接受到四处伸手”。同时，面对着围绕在自己身边“纸醉金迷”的环境，攀比之心便会油然而生，生活腐化便成了贪腐人员的“标配”。大部分官员几乎全部与女性有纠葛，“家外有家”“墙外养花”，成了贪腐官员们进一步走向深渊、更加肆无忌惮的重要导火索，自然，李伟光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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