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短篇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综述(2)

四、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作为小说与戏剧的重要组成因素，在作家创作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李渔曾在《曲部誓词》中提出：“窃闻诸子皆属寓言，稗官好为曲喻。齐谐志怪，有其事岂必尽有其人；博望凿空，桅其名焉得不诡其实。况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笔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讽世……既有悲欢离合，难辞谑浪谈谐。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于有托；抹净丑以花面，亦属调笑于无心。”此为《曲部誓词》，但发端是小说。“所谓‘稗官好为曲喻’‘博望凿空’‘笔蕊生心’正是引小说证戏曲”，谈论的是戏曲的虚构性，但也体现出两者在人物设置上存在一定的联系。

近年来，现存的研究作品对于研究两者关系已有一定的成果。其中萧小红在其《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短篇小说的喜剧性》[7]中提到李渔将“生旦净丑”的设置引入其小说，成为李渔小说喜剧性的一种特别表现，并以《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一文为例，指出李渔小说创作中的大部分人物的精神风貌是按戏曲创作中“生旦净丑”的思维来设置的。

与萧小红探讨李渔小说与戏剧之同相反，胡元翎在《从“骨相仅存”到肌肤丰盈——李渔戏剧对小说重写的原则之二》[8]中着重探讨了两者之异。胡元翎以《凰求凤》中的许仙俦这一形象为例，指出李渔戏曲对于小说不是单纯重写，而是用大段的唱词丰盈发展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将过去在小说中模糊的人物内心最大限度展现出来，赋予人物在小说中本不具备的灵性，从而论述李渔小说与戏剧作为两种不同体裁所展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景观。

除此之外较为重要的还有范艳萍、吴建国的《从角色化人物设置看李渔短篇小说的戏剧思维》[9]。二人从李渔《十二楼》《连城璧》入手，既关注了其与传奇固定的“生-旦”排场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又辨析了某些篇目中所呈现的二者之间的相异性，并指出，正是将这种在传奇中也极为罕见的“生-旦”排场引入小说的创新举措和对虚构性人物的角色化描摹，使得李渔的短篇小说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娱乐效果。

除去类型化人物设置对李渔小说创作带来的积极影响，这种手法也给李渔小说创作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胡元翎在李渔戏剧对小说重写的论述中已提到李渔小说较其戏剧在人物设置上的不足，但并没有在其文章中过多论述。羊咪则在其《李渔跨文体创作现象研究》[10]的第二章中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指出戏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其人物形象可从多方面表现出来，而小说不能，“虽然戏剧的类型化手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剧情变得简单紧凑，便于读者把握，但是如果使用不恰当，没有区别小说与戏曲的界限，则会牺牲人物形象的塑造。”

五、语言特征

对于李渔小说与戏剧的语言特征，学界一致认为可以用插科打诨、饶有奇趣来形容。李渔曾提出：“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科诨”作为一种戏剧术语，曾被李渔在其小说创作中多次采用。李峰在《李渔“戏”论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11]中以《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一文为例，提出李渔小说中的对话独白，常采用类似戏曲“科诨”的表现方式，用滑稽语言，营造出异乎寻常的喜剧效果。李万钧在其《从比较文学角度看李渔的戏剧理论的价值》[12]一文中也提出了和李峰相似的观点，同时也提出其戏剧语言与小说语言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指出李渔戏剧中的对白“意则较多，字唯求少”，与小说相比更为精悍。而羊咪则在《李渔跨文体创作现象研究》中从宾白角度具体论述了李渔小说对其戏剧的影响，指出《李翁十种曲》中的宾白语言特征主要有“声务铿锵”“语求肖似”“词别繁减”“意取尖新”等，其中“语求肖似”则是受了小说人物语言刻画的影响，达到不同人物语言风格各异的要求。

综上所述，李渔的小说与戏剧能在明末清初的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无声戏”与“稗官为传奇蓝本”的理论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其小说与戏剧在叙事特征、语言特征及人物塑造等方面的互相交叉与相互渗透，对这两者文体的发展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经验。但戏曲与小说毕竟作为两种不同文体，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即使李渔将两者相融合，读者依旧可以看出其戏剧与小说间的差异。李渔对于两者体裁界限的模糊，在形成了李渔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同时，也造成了李渔小说与戏剧中无法弥补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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