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短篇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综述(3)

[1]黄强.论李渔小说改编的四种传奇[J].艺术百家，1992,(03)：48-54.

[2]黄强.李渔研究[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3]黄果泉.“无声戏”与“结构第一[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6)：90-93.

[4]卢旭.李渔戏曲理论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D].辽宁师范大学，2007.

[5]郭英德.稗官为传奇蓝本——论李渔小说与戏剧的叙事技巧[J].文学遗产，1996,(05)：70-83.

[6]郭俊超.李渔拟话本小说叙事结构与形式涵义研究[D].山东大学，2010.

[7]萧小红.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短篇小说的喜剧性[J].明清小说研究，1989,(02)：156-165.

[8]]胡元翎.从“骨相仅存”到肌肤丰盈——李渔戏剧对小说重写的原则之二[J].学术交流，2003,(05)：135-138.

[9]范艳萍，吴建国.从角色化人物设置看李渔短篇小说的戏剧思维[J].中国文学研究，2006,(04)：92-95.

[10]羊咪.李渔跨文体创作现象研究[D].扬州大学，2017

[11]李峰.李渔“戏”论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J].四川戏剧，2008,(02)：68-69.

[12]李万钧.从比较文学角度看李渔的戏剧理论的价值[J].文艺研究，1996,(01)：62-71.

中国古代戏剧与小说同为通俗文学，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作为戏剧家和小说家，李渔则在自己的小说与戏剧创作中将两者之间的融合趋向了自觉化。李渔在 《绣像合锦回文传》第二卷卷末的点评中提到了“稗官为传奇蓝本”，此句充分表明李渔以文为戏的观念。在此观念下，李渔以其戏剧理论创作小说，从李渔将其短篇小说合集名为《无声戏》可见李渔认为小说是无声的戏剧。同时李渔又将小说作为蓝本，加以改编形成戏剧。前人对于李渔小说与戏剧之间关系的研究，多以李渔的《李笠翁十种曲》中由其《无声戏》中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比目鱼》《奈何天》《凰求凤》《巧团圆》为例进行比较，但侧重点各不相同。本文将从叙事特征、人物塑造及语言特征三方面对李渔小说与戏剧进行系统概括与说明。一、叙事特征小说与戏剧，虽从表面来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但拥有共同的内在的艺术特性——叙事性，且两者之间可以相互改编这一点也足以体现两种文体间存在极大相似性，而李渔同时为戏剧家与作家，其笔下的戏剧与小说相互依存，在叙事特征方面相似度无疑更高。二、“结构第一”理论李渔在其《曲部词》中曾提出“结构第一”的理论，认为“结构”二字，“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许多研究者在探索李渔小说创作与戏剧创作的过程中都意识到“结构第一”理论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例如黄强、黄果泉及卢旭。但三者侧重点不同。黄强在《论李渔小说改编的四种传奇》[1]中提到李渔将小说改编为戏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李渔主张戏剧应如“造物之赋形”，而小说对于戏剧而言，已具有“五官百骸之势”，用成熟的小说改编成戏剧，可省去很多对戏剧结构雕琢的时间。同时，黄强认为李渔的戏剧创作理论相比其戏剧创作而言，更适合其小说创作，并针对李渔戏剧无法真正符合“结构第一”中“立主脑”“减头绪”这两条准则，而其小说结构可以的问题在其著作《李渔研究》[2]中进行了深入讨论。黄果泉则将“结构第一”理论与“无声戏”理论相结合，根据两个命题的时序先后，从“无声戏”讨论开去，并从“结构第一”内涵出发，指出李渔戏剧中所蕴含的叙事性，最后得出结论：“李渔的小说、戏曲思想在叙事主张上有相融相通之处。小说之叙事受戏曲观影响而情节戏剧化 (巧合、突转等)；戏曲结撰则受小说构思的影响，重故事之演变。”[3]不同于前两者对于李渔小说与戏剧的综合研究比较，卢旭则侧重于从研究李渔“结构第一”戏剧理论对于李渔小说创作的影响讨论两者之间的联系。其在《李渔戏曲理论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4]一文中从“立主脑与一人一事” “密针线与减头绪”及“结构布局”三方面展现了李渔戏剧理论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三、叙事技巧关于李渔小说与戏剧的叙事结构关系，郭英德在《稗官为传奇蓝本——论李渔小说与戏剧的叙事技巧》[5]一文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郭英德以李渔的四种八部同题材的小说戏曲作品为例，从叙事时序、叙事时距、叙事视角及叙事方式四个角度探讨两者的叙事技巧。值得一提的是，郭英德在对叙事时序、叙事时距与叙事方式进行论述时，均采用图表方式对李渔小说与戏剧进行分类对比，直观展现两者在叙事技巧的同中有异。纵观李渔的小说与戏剧，在故事情节上均有较强的戏剧性。“渔自解觅梨枣 以来，谬以作者自许……不效美妇一肇，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正是这种对“新”的追求使其在创作时过多追求技巧而忽视对细节的刻画，其作品也因“奇”而失真。不少学者认为是李渔“无声戏”的小说观使得其小说有这样的弊病，这显然是片面的。郭俊超则对于产生这一弊病的原因在《李渔拟话本小说》[6]中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引进一定历史与文化因素，从李渔“叙事的个人性、主观性与故事的先行性、中心性”“故事的刻意经营性与环境的被动依附性”及“介入性、干预性叙事控制”三方面来论述李渔短篇小说中忽视细节，单薄肤浅的成因，并在缘“事”出“戏”一节中提出李渔小说与戏剧虽异流通源，殊途同归，但毕竟是两种不同文体，小说在细节描摹场景刻画上比作为舞台艺术的戏剧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而李渔将戏剧与小说当作一件事，使其小说新奇有余，描写不足。同时这也解释了郭英德在其文章末尾提出的“李渔戏曲的叙事技巧有时甚至比他的小说更为细密，更为成熟，何以戏曲创作能做到的，小说创作反而做不到”的问题。四、人物形象塑造人物作为小说与戏剧的重要组成因素，在作家创作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李渔曾在《曲部誓词》中提出：“窃闻诸子皆属寓言，稗官好为曲喻。齐谐志怪，有其事岂必尽有其人；博望凿空，桅其名焉得不诡其实。况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笔蕊生心，匪托微言以讽世……既有悲欢离合，难辞谑浪谈谐。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于有托；抹净丑以花面，亦属调笑于无心。”此为《曲部誓词》，但发端是小说。“所谓‘稗官好为曲喻’‘博望凿空’‘笔蕊生心’正是引小说证戏曲”，谈论的是戏曲的虚构性，但也体现出两者在人物设置上存在一定的联系。近年来，现存的研究作品对于研究两者关系已有一定的成果。其中萧小红在其《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短篇小说的喜剧性》[7]中提到李渔将“生旦净丑”的设置引入其小说，成为李渔小说喜剧性的一种特别表现，并以《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一文为例，指出李渔小说创作中的大部分人物的精神风貌是按戏曲创作中“生旦净丑”的思维来设置的。与萧小红探讨李渔小说与戏剧之同相反，胡元翎在《从“骨相仅存”到肌肤丰盈——李渔戏剧对小说重写的原则之二》[8]中着重探讨了两者之异。胡元翎以《凰求凤》中的许仙俦这一形象为例，指出李渔戏曲对于小说不是单纯重写，而是用大段的唱词丰盈发展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将过去在小说中模糊的人物内心最大限度展现出来，赋予人物在小说中本不具备的灵性，从而论述李渔小说与戏剧作为两种不同体裁所展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景观。除此之外较为重要的还有范艳萍、吴建国的《从角色化人物设置看李渔短篇小说的戏剧思维》[9]。二人从李渔《十二楼》《连城璧》入手，既关注了其与传奇固定的“生-旦”排场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又辨析了某些篇目中所呈现的二者之间的相异性，并指出，正是将这种在传奇中也极为罕见的“生-旦”排场引入小说的创新举措和对虚构性人物的角色化描摹，使得李渔的短篇小说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娱乐效果。除去类型化人物设置对李渔小说创作带来的积极影响，这种手法也给李渔小说创作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胡元翎在李渔戏剧对小说重写的论述中已提到李渔小说较其戏剧在人物设置上的不足，但并没有在其文章中过多论述。羊咪则在其《李渔跨文体创作现象研究》[10]的第二章中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指出戏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其人物形象可从多方面表现出来，而小说不能，“虽然戏剧的类型化手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剧情变得简单紧凑，便于读者把握，但是如果使用不恰当，没有区别小说与戏曲的界限，则会牺牲人物形象的塑造。”五、语言特征对于李渔小说与戏剧的语言特征，学界一致认为可以用插科打诨、饶有奇趣来形容。李渔曾提出：“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科诨”作为一种戏剧术语，曾被李渔在其小说创作中多次采用。李峰在《李渔“戏”论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11]中以《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一文为例，提出李渔小说中的对话独白，常采用类似戏曲“科诨”的表现方式，用滑稽语言，营造出异乎寻常的喜剧效果。李万钧在其《从比较文学角度看李渔的戏剧理论的价值》[12]一文中也提出了和李峰相似的观点，同时也提出其戏剧语言与小说语言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指出李渔戏剧中的对白“意则较多，字唯求少”，与小说相比更为精悍。而羊咪则在《李渔跨文体创作现象研究》中从宾白角度具体论述了李渔小说对其戏剧的影响，指出《李翁十种曲》中的宾白语言特征主要有“声务铿锵”“语求肖似”“词别繁减”“意取尖新”等，其中“语求肖似”则是受了小说人物语言刻画的影响，达到不同人物语言风格各异的要求。综上所述，李渔的小说与戏剧能在明末清初的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无声戏”与“稗官为传奇蓝本”的理论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其小说与戏剧在叙事特征、语言特征及人物塑造等方面的互相交叉与相互渗透，对这两者文体的发展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经验。但戏曲与小说毕竟作为两种不同文体，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即使李渔将两者相融合，读者依旧可以看出其戏剧与小说间的差异。李渔对于两者体裁界限的模糊，在形成了李渔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同时，也造成了李渔小说与戏剧中无法弥补的缺陷。参考文献：[1]黄强.论李渔小说改编的四种传奇[J].艺术百家，1992,(03)：48-54.[2]黄强.李渔研究[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3]黄果泉.“无声戏”与“结构第一[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6)：90-93.[4]卢旭.李渔戏曲理论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D].辽宁师范大学，2007.[5]郭英德.稗官为传奇蓝本——论李渔小说与戏剧的叙事技巧[J].文学遗产，1996,(05)：70-83.[6]郭俊超.李渔拟话本小说叙事结构与形式涵义研究[D].山东大学，2010.[7]萧小红.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短篇小说的喜剧性[J].明清小说研究，1989,(02)：156-165.[8]]胡元翎.从“骨相仅存”到肌肤丰盈——李渔戏剧对小说重写的原则之二[J].学术交流，2003,(05)：135-138.[9]范艳萍，吴建国.从角色化人物设置看李渔短篇小说的戏剧思维[J].中国文学研究，2006,(04)：92-95.[10]羊咪.李渔跨文体创作现象研究[D].扬州大学，2017[11]李峰.李渔“戏”论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J].四川戏剧，2008,(02)：68-69.[12]李万钧.从比较文学角度看李渔的戏剧理论的价值[J].文艺研究，1996,(01)：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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