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戏剧亨利四世与脏手中面具意象阐释

一、“面具”与西方戏剧

古希腊戏剧被视作西方戏剧的鼻祖，其最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之一就是面具的使用。古希腊悲剧经过三大悲剧诗人的发展与创造，最终固定为演员全部戴面具；古希腊喜剧中也充分运用了面具的戏剧效果。此时的面具注重表现人物内在的情绪，力图将戏剧人物的内在情绪外化：悲剧面具的表情恐惧、痛苦，喜剧面具的表情夸张、滑稽。在面具外化情绪的过程中，面具的象征性开始向象征类型化的戏剧人物形象的方向发展。

西方戏剧经过中世纪漫长的“黑暗时代”，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新生。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假面喜剧逐步发展起来。假面喜剧没有固定的剧本和台词，仅靠演员即兴表演，演员大都佩戴面具，从而使戏剧人物形象类型化。虽然此时的面具并未真正进入戏剧文本之中，仍停留在戏剧艺术形式之上，但是由于面具逐渐与类型化人物形象的某些固定的性格特点相关联，这为面具意象今后进入文本之中，发挥某些特定的文本意义具有极大的启发和促进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矛盾重重，经济危机以及战争的阴霾在人们的心头久久不能散去，时代的变动促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革，非理性思潮在西方思想文化界蔓延开来。在文学领域，戏剧家强烈地反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西方传统文化，主张通过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与人生，从而恢复当代人的创造力与生命力。现代主义戏剧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迅速发展起来。

在西方现代主义戏剧中，面具逐渐在象征性的基础上，进入戏剧文本之中，逐步转化成为意象，面具不再仅仅是戏剧表现形式中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道具，它真正成为戏剧文本中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复杂、多变的心理，富有深刻寓意的意象。在戏剧文本中，“面具”意象更多地被运用于展现戏剧人物内在态度与外在态度，个人意识与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冲突，是戏剧人物在不断变动、不可预知的外在环境中发生人格变异、人格分裂的症状之一。

二、自我与他人

“面具”可以帮助个体以一种习惯性的态度去面对外部的环境，却永远不能调和个体内部态度与外部态度之间日益激烈的矛盾，正是这种无法消解的矛盾使戴“面具”者不断地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痛苦地选择，不断地审问自己的灵魂，不断地去冲击基于外部环境而存在的“面具”。这是通向人格完整或是人格分裂的最为重要的阶段。一旦外在态度压制住内在态度，那么个体将永远陷于“自我”与“他人”的争斗中，永远背负着“面具”及其所依存的规则。只有当内在态度终于摆脱外在态度的牵制，得以在个体人格上充分地展示出来的时候，个体才真正得到了精神上的解放。

在皮兰德娄的戏剧《亨利四世》中，亨利四世身上的“自我”与“他人”的变换体现在他“清醒的疯狂”中。

亨利四世：（浑身哆嗦地说）不知为什么，有一天，我感到自己这里的毛病（摸一下前额）好了。我慢慢地重新睁开眼睛，起初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还是醒着；可是我是醒着，我东摸西摸，我又清清楚楚地看得见了……嗯，那么，像他所说的那样，（指向克莱迪）脱掉这些假面人的服装吧！卸下这份重负！打开窗子，尽情地呼吸吧！走吧，走吧，让我们跑到外面去吧！[1]

这时的亨利四世是一个内在态度居主导的“自我”，他有了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能够以独立的意识去面对周围的环境，能够生发出强烈的热情去面对过去、现在与将来。但是，可悲的是，亨利四世并不是一个足够勇敢与坚定的“真实”的人，他的怯懦使他痛苦、退缩，在“自我”与“他人”的选择中异常地矛盾。

亨利四世：……（语气突然缓和下来）去向哪里？去做什么？难道去让人们在背后指点议论我这亨利四世吗？或者不是这样，而是让你手挽手，去向朋友们炫耀一番吗？[2]

在萨特的戏剧《脏手》中，雨果也总是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徘徊。与亨利四世矛盾的触发来自灵魂中的内在因素不同，雨果在地下党中的经历与处境，都化作了外在的压力，促使他灵魂中的“自我”与“面具”所代表的“他人”，进行着激烈地争夺。

雨果：我服从指令，但是我也不能失去我的体面。对于那些故意耍笑我的荒唐命令，我是不会服从的。

史力克：你疯了吗？你至少得是个秘书，那你才有权讲什么体面呢。

文章来源：《戏剧之家》 网址: http://www.xjzjbjb.cn/qikandaodu/2021/0407/6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