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使戏剧《天雨花》的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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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天雨花》这部弹词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要指出的，是作者对农民起义采取的极端敌视的反动立场。我们知道：晚明农民起义的规模特别浩大，它导致最后摧毁了由检的政权。这个问题，只能从地主阶级对农民空前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来寻求解释。农村中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与城乡各种巧立名目的掠夺，把破产的民和濒于绝境的手工业者赶出了家园，他们因丧失了生活资料，部分人沦为奴隶，绝大多数则离乡背井，变成了流民，无以为生；终至形成城乡波澜壮阔、规模浩大的民变。

据《明史》记载：万历二十九年，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参随数人；万历三十四年三月，云南人民杀税监杨荣；三十六年秋七月，郴州矿工揭竿起义；天启二年四月山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率众起义，连陷郓城、邹县、滕县；天启四年冬十二月，两当民变，杀知县牛得用；七年，澄县民变，杀知县张斗耀；崇祯元年陕西饥民苦加派，揭竿起义，攻陷鄜州与延安，二年三月，蓟州民变。…晚明阶段，民变与起义如此频繁，正是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天雨花》不仅叙述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叙述了刘天叙兄弟和一些绿林人物的反抗活动，同时也提到他们给封建政权的严重打击。第十五回写“闻香教主王好贤到青州传教，“不上数日，归附数千”。信徒们击溃了官军，包围了青州城，使知府左致德狼狈万状。但是，出于大官僚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本性，作者对书中涉及的各次农民起义，无不目为洪水猛兽，咬牙切齿地攻击和诅咒，他蓄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如王森和王好贤父子，明明是在天灾和苛捐杂税逼迫下，不得不起来反抗的受苦人；作者却偏要诬蔑他父子是觑图大位、逆天意而行的“妖贼”。

同时编造了参加起义的民众向镇压他们的刽子手左维明痛哭流涕地忏悔投降的情节。特别恶毒的是，他有意识地从中肆意歪曲历史，不遗余力地给明代社会中，壮观而伟大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抹黑，他居然无耻地谤义军为一伙“劫掠金帛”滥杀平民的“盗”“匪”。胡说什么“沿途便戮诸百姓，遍地僵尸人叠人！流血成湖腥草木，得惨天愁日月昏！”完全和大官僚地主一鼻孔出气！尤其恶毒的是：作者在《天雨花》中编造了两段荒诞的情节，一段是三十回写左维明布下埋伏，活捉张献忠，而后用“各种极刑处治”，借以发泄他本人对农民起义军的刻骨仇恨。把这支使官兵闻风丧胆的常胜军写成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把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写成无勇无谋的庸才。

另一段是同回亦即全书的结尾部分，竟编造左维明沉江自杀之后，灵魂晋升天界，归居星位。并在天上受玉皇大帝诏命，与赵、杜、桓、王及左仪贞等代天行讨，审判李自成、牛金星等三十六名“烟尘流贼”，指责这些起义军领袖“颠覆社稷，毒生灵”，把他们揭竿而起的正义行动诬蔑为“罪大恶极”，判发“酆都狱”，“惨刑每日一遍，万劫不赦”！凡此种种，无不暴露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立场的反动。而且，这种必欲置农民起义军于死地而后快的敌对情绪，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同样也是极为罕见的。

说明《天雨花》的作者，是把自己的命运与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和封建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尽管我们在前面，充分肯定了本书中那些积极的内容，和作者值得赞许的态度；但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问题面前，我们必须给予严厉的、应有的批判。必须指出，恰巧是在这个最严峻的、尖锐的问题面前，《天雨花》的作者和那个时代统治集团中最顽固的分子，并无二致！他借助形象所散发的这些毒菌，更容易污染和蚀害读者的心灵。这点，我们决不可采取任何程度的宽恕。必须看作那个时代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一种反扑其次是如何正确看待书中“理想人物”左维明的问题。

虽然《天雨花》中涉及的人物与事件，不少都有历史的依据；而作为贯串全部事件过程的核心人物左维明，却是作者在晚明东林党人的基础上虚构而成的艺术形象。显然，塑造这个人物，是有作者深刻的用意的。正如书中第一回太白金星向上帝禀奏时所发的喟叹，作者有感于封建末世的衰微、纲常的沦丧、人心难以维系，故而特意创造出这样一个“扶伦立纪”，堪为士大夫表率的人物，并且编造出一整套与奸邪较量获得胜利的情节，抒发愤慨，兼为东林党人吐一口不平之气。基于上述原因尽管作者曾因男女地位的不平，借左维明锁禁妻子、虐杀丫环以及逼令亲生之女投池自尽等若干情节批判男权，但在更多的场合中却是竭力美化和歌颂这个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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