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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探索中“田野”知识谱系的建构(3)

来源:戏剧之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2-2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熟悉田野工作或者有田野工作经历的人都知道,“田野”在空间上存在着心照不宣的理想位置和级别差序。“越是‘非家乡’的地方就越适合做田野,也更

熟悉田野工作或者有田野工作经历的人都知道,“田野”在空间上存在着心照不宣的理想位置和级别差序。“越是‘非家乡’的地方就越适合做田野,也更‘像田野点’。”[9](16)对于戏剧探索中的“田野”实践而言,与本民族文化相异的“他乡”,尤其是富有异国情调的偏远、奇异的田野点,就更为适宜。阿尔托并没有远离“家乡”而进入“他乡”,他仅仅是在巴黎海外殖民地博览会上观赏过印度尼西亚巴厘剧团的演出。但后者强烈的异文化特点显然给予阿尔托脱胎换骨的灵感刺激,他认为东方戏剧就是保留了宇宙残酷真理的现代精神仪式。彼得·布鲁克、格罗托夫斯基、巴尔巴等都深受阿尔托的影响和启发,他们将把阿尔托“残酷戏剧”的“他乡”想象变成亲身的“田野”实践。彼得·布鲁克带着他创立的“国际化”剧团,到非洲、亚洲、美洲等地演出,追求能够打破语言界限的普世戏剧。《奥尔加斯特》在伊朗某地的悬崖下、墓地里进行,《伊克人》则在非洲的荒野中进行,以及《摩柯婆罗多》在非洲某乡村广场进行。这些剧目的探索当然离不开对于当地戏剧形态的“田野”采风,并吸纳了众多当地仪式活动的声音符号、表演符号和行为符号。阿尔托理想的“形而上学”的仪式戏剧终于在神秘的东方找到了存在基础。格罗托夫斯基的“溯源剧场”走得更远、更深入。所谓“溯源”,就是利用剧场找到人类生命和文化的源头,而格罗托夫斯基亲身所到的“溯源”之地主要在东方:在中亚土库曼古城与兴都库什山脉的西缘之间“遇见”了阿富汗老人的家传默剧;在中国北京、上海访问中国戏曲;到达大先知拉曼拿的火焰山追问“我是谁”的戏剧哲学启示……格罗托夫斯基远离“家乡”而进入“他乡”,离开“现代”,回归“远古”,非常接近标准的人类学“田野”路径,只是其对象是戏剧而已。尤其是拥有种姓制度和洁净意识的印度,往往是研究宗教的人类学家极为理想的“田野点”,而格罗托夫斯基也多次言及印度先知对于其戏剧探索的深远影响,他认为这些散落在各个地域、民族和文化传统中的戏剧形态是人类生命和文化的源头,这与人类学赋予“异地”或“他乡”作为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保留地”的预设是一致的。在“客观剧场”阶段,格罗托夫斯基“力图寻找戏剧前文化的根源和作为溯源工具的身体技艺”[10],这就已经超出了戏剧的现有形态,而走向了戏剧的前文化形态,非常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尤金尼奥·巴尔巴的戏剧人类学则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表演交易”和“前表现性”概念。“他在拉美、欧洲、非洲和亚洲戏剧中发现的‘易货贸易’”[11],“到巴厘、台湾、斯里兰卡和日本等亚洲地区,亲眼目睹了许多戏剧和舞蹈”[12],其带领的欧丁剧团的演员们也分散在巴厘岛、印度、海地等地方,通过学习异国技巧来防止表演僵化。于是,他创立了国际戏剧人类学学校(ISTA),汇集了东西方各国的表演大师进行交换表演,探求普遍的戏剧理想和戏剧真理。其戏剧人类学关键性概念的提出,都有赖于其ISTA的实践。与格罗托夫斯基继续深入到“他乡”进行异文化戏剧形态的“原生性”田野实践不同,巴尔巴则是让各国戏剧文化持有者走出“他乡”聚集到ISTA这个“次生性”田野点来进行表演。巴尔巴把这个“次生性”的空间称为“飘浮的岛屿”,第三戏剧剧团的成员仿佛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旅行者,越过千年历史和万里河山,与“他者”的思想和反应融会贯通,“这意味着一种置换/取代……透过这些才能直面和我们交集的‘他们’,从而发现‘我们’”[13](12)。巴尔巴强调,其戏剧人类学并不从属于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文化人类学。实际上,巴尔巴还是采用了人类学“田野”主导传统的元素,包括文化持有者主体参与、“异文化”表达、异地采风等,但其次生性“田野”的创造,由于使文化主体抽离了原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而遭到一些质疑。

包括格罗托夫斯基在内,谢克曼、巴尔巴等戏剧改革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戏剧“田野”探索的空间领域,从剧场到民间、“他乡”,然后最终还得回到都市。一是因为他们仍要投入到当前的生活网络中;二是戏剧仅仅停留在“异地”文化的想象和仪式化创造中,只能将戏剧隔离在现实生活之外。仅将“田野”作为一种“地点”的认知,也受到近期人类学的批判性反思。而且,将戏剧有意停留在第三世界“田野点”,本身就有殖民地理的嫌疑。因此,不再把“田野”视作获取戏剧元素的优先地点,而是把“田野”作为戏剧产生的情境性位置,尤其是相互交织的社会政治地点和方位[9](45)——都市——反而重新回到戏剧探索的视野。况且,20世纪末,“从福柯到列斐伏尔再到哈维……学者们将视野从空间转向城市/都市,使得城市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重要命题”,也使得“从戏剧入手研究都市空间的复杂内涵”[14]成为近20年来的戏剧研究热点。当前,国外研究主要以都市背景或都市题材的戏剧为研究对象,探索都市人群的组成、都市社会问题、人种人权问题,主要是在戏剧文学与城市文化之间建立关联。有学者将其分为三类:一是个案研究,如安妮·迪安的《发现与发明:兰福德·威尔逊的城市戏剧》;二是类型研究,如克莉丝·维斯盖特的专著《表演贫民窟——舞台贫民化:1890-1916美国戏剧中阶级、贫困、种族和性》;三是整体研究,如克莉丝·维斯盖特的《都市戏剧——当代北美戏剧中的都市》[14]。其实,以都市作为戏剧的“田野”,探索的空间非常大。

文章来源:《戏剧之家》 网址: http://www.xjzjbjb.cn/qikandaodu/2020/1224/5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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