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探索中“田野”知识谱系的建构(4)

国内学者在戏剧探索的“田野”空间上，也存在“他乡”和“都市”两个路径。比如，傅谨对浙江台州戏班长达8年的田野调查，容世诚对新加坡华人族群的仪式剧进行田野考察，王胜华则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原始形态”戏剧艰苦持久的参与式调查……除此以外，近年来国内倡导都市戏剧的呼声也不少。罗怀臻提出了“地方戏剧都市化”，傅谨认为都市戏剧发展的关键在于“社区戏剧”，宋俊华对东西方城市戏剧的对比研究，以及众多学者关于北京、上海“小剧场”话剧的研究和探索，这些都是戏剧“田野”空间聚焦城市的优秀成果。但对于都市戏剧的研究力度，只完成了空间的位移，把田野方法体系作用于“城市”的专题论著较为少见。

戏剧“田野”的空间转向表明，人类学实践意义上的戏剧“田野”探索方兴未艾。戏剧探索在“他乡”与“都市”、“边缘”与“中心”的空间张力关系持续进行，说明“田野”正成为一种灵活的理论和方法策略，通过关注来自不同社会场域的不同戏剧形式，以多种角度去综合性地了解我们的世界和社会，而不只是一条通向“他者”社会的狭窄之路。

三、“田野”的学术可能：从地点到方法论，从方法论到知识谱系

对于戏剧探索而言，“田野”并不陌生。戏剧的“田野”并没有经历整个人类学关于“田野”知识的变迁过程，即“由作为人类学立身之本的民族志方法所强调的交代地点方位的原则而致，渐次地发展为指称人类学知识生产所由自的特定地域”[15]，从地点到方法论，再从方法论到知识谱系的学科反思。戏剧人类学直接从人类学那里借鉴了方法论，但并未从那里继承“田野”知识的批判和反思。但事实上，“田野”知识的反思和建构对于戏剧探索和研究来说同样重要。

反思问题之一：戏剧人类学视野下“田野”的知识谱系梳理。“田野”是个值得探讨的概念：作为人类学知识产生的特定地域，作为一种人类学家的异质性经验，作为文本形式的民族志，构成调查的对话境遇，甚至作为特殊文本形式的旅行笔记，等等，均可以成为对象……正如克里福德所言：“没有给定的田野定义，田野必须在实践当中，通过参加具体的社会空间和互动旅行才能知晓。”[16](191)戏剧探索中“田野”的概念和实践也应该是多样性的：不仅仅把“田野”作为捕捉戏剧的“地点”或“方法”，而是重新视之为多种方法论中获取戏剧实质性知识的“场所”和“方位”。在此基点上来看，“田野”概念的批判和反思在目前戏剧研究领域是非常有限的。绝大部分对于“田野”的探讨仍然囿于艺术人类学的总框架之中，并未具体到戏剧这门分支学科，更勿论“田野”知识谱系的梳理。对于戏剧探索而言，这个问题尤为迫切。因而，首先，从地点而言，戏剧探索的“田野”不仅仅在“剧场”，而且在“民间”；不仅仅在“异国他乡”，而且在“本土本地”；不仅仅在“偏远乡野”，而且在“都市市井”。理解、实践、促进戏剧的研究，需要注意到“书本上的戏剧”与“实践中的戏剧”、“理想中的戏剧”与“现实中的戏剧”之间的不对等和不平衡的问题。戏剧的“田野”可能在乡村或文化的边缘地带，也可能在都市和文化的中心。其次，从方法论而言，“田野”当然意味着大量的参与式观察，但不应该盲目地迷恋这种技术方法本身。尤其是针对都市戏剧的田野调查，看报纸、分析媒体数据、分析政府政策报告、观察戏剧精英人士的活动、追踪戏剧团体和营销团体之间的关系，正在取代与戏剧团体成员对话或共同生活的方式。除此以外，来自当代历史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当然可以为戏剧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提供启示，即除了田野观察以外，还应该强调文化历史、口述史和类比文本等的搜集，强调田野文本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等等。通过“田野观察”，使“历史分析”有血有肉，用“历史分析”使“田野调查”更具理论深度和历史厚度。再者，从“方位”和“场所”的角度来说，戏剧的“田野”，除了深入异地获取当地异质性戏剧经验的常规角度以外，还应该包括一种视觉和方位的自觉错位，即站在边缘思考中心，站在中心思考边缘。在中心内部反思中心的盲点，在边缘内部察觉其隐显的要素，在多种权力关系之中解析戏剧所处的“方位”或“场所”。尤其是撇开对戏剧的“地方”偏好，更多地去关注特定戏剧形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情境。这种有意为之的“错位”视角，其核心在于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或地方中心主义。

文章来源：《戏剧之家》 网址: http://www.xjzjbjb.cn/qikandaodu/2020/1224/5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