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游乡居诗与宋代戏剧以浙东运河鉴湖流域为(5)

可确定的是，“村伶”不是城市里的伶人，而是本村或附近村的乡土艺人。《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丐户以立夏日出鲜衣鼓笛相娱,非此类则以为耻。”“丐户就是越地的堕民，明清以后，堕民有以演戏为生者，称为绍兴乱弹，后来形成绍剧，其起源当是立夏鼓笛相娱的风俗。”[11]宋至明清的浙江方志如《嘉泰会稽志》《宝庆四明志》《万历绍兴府志》等，以及鲁迅《我谈“堕民”》(《鲁迅全集·准风月谈》)一文对“堕民”均有记录，堕民遍及绍兴府治下八县，其在浙东运河沿线城乡皆有分布。所谓“堕民”，“谓之丐户，……男子则捕蛙、卖饧、拗竹灯檠……；正旦元宵执响器以闹人堂,立春、端午持土牛芒神以闯人室；九月社伙会参神送圣,迎灯走马；立冬打鬼,胡花帽鬼脸,钟鼓剧戏,种种沿门需索……”(《乾隆鄞县志·风俗》)在节日鼓吹、演戏,平日做各种营生。陆游作于开禧三年(1207)春的“陌上吹箫正卖饧”(《诗稿》卷七十《春感》)和作于嘉定元年(1208)春的“陌上吹箫已卖饧”(《诗稿》卷七十五《春晴》二首其一)，所写就是堕民。可见，“堕民”是兼做各种杂事、不入官的“乐户”。

至于陆游乡居诗中关于“优场”的描写则有四处较为典型。

其一是作于淳熙四年(1177)的《夜登小南门城上》：

野艇鱼罾举,优场炬火明。湖塘正如此,回首忆柴荆。(《诗稿》卷八)

诗后自注：“予故山在镜湖之南。”是于成都回忆绍兴鉴湖乡居生活的故园诗，“优场”的演出地在运河、鉴湖的湖塘一带。演出人员应是村伶(堕民)，演出项目应是社火、百戏类。

其二是距上诗过后16年，作于绍熙四年(1193)的《春社》(四首其四)：

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且看参军唤苍鹘,京都新禁舞斋郎。(《诗稿》卷二十七)

“太平处处是优场”是因光宗朝的绍熙年间，宋金休战已30年，政局也已稳定近60年，鉴湖一带水利和交通条件良好，经济恢复并发展，一片盛平景象。也表明在春社日，戏剧氛围非常浓厚。演出地在陆游故乡山阴的鉴湖农村，演出项目可能较多，有社戏、诸宫调等，演出人员应有村伶，以及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表演诸宫调等说唱伎艺的路歧艺人等。

其三是距上诗过后13年，作于开禧二年(1206)冬的《夜投山家》(四首其二)：

夜行山步鼓咚咚，小市优场炬火红。唤起少年巴蜀梦，宕渠山寺看蚕丛。(《诗稿》卷六十九)

此诗既然题名为《夜投山家》，需投宿，证明离陆游此时住处三山等地较远，加之三山为较小的土丘，不足以称“山家”，因此演出场地应在距三山30里左右的兰亭、漓渚附近。“山步”为山脚、水滨的草市，因寻求商业市场的关系，绍兴乡村的戏剧演出常在浙东运河及其流域沿线的草市镇举行。诗中演出人员为村伶或“路歧”等流动人员，演出内容应为百戏等。

其四是在陆游去世前两年，即嘉定元年(1208)秋写于山阴的《野意》：

小雨荷锄分药品，乍凉扶杖看优场。此身已作农夫死，却愧时贤独未忘。(《诗稿》卷七十八)

是无意中提及了“优场”，从诗中语境可判断出“优场”演出并非一定在农闲时刻，从侧面也反映出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南宋近郊乡村，“优场”演出逐渐摆脱祭祀和民俗活动而具有一定的商业性。

上述陆诗，第一首至第三首,从诗人53岁到82岁，时间跨度近30年。似可证明这样相对简单的“优场戏”(应以百戏杂耍为主)上演频率不高,应已不太受看客欢迎了。综上可见，绍兴镜湖流域的“优场”表演者应为“堕民”或路歧艺人。前文有论的陆游诗中的诸宫调和参军戏，其演出人员的身份也应是宋代绍兴的“堕民”或路歧艺人群体。

第二，陆游诗中“戏场”里的演出极有可能是宋杂剧或南戏。

《剑南诗稿》里的陆游归居诗中出现“戏场”的共有7首，相对较多，且高频率地出现在其晚年，即70岁以后，这说明陆游诗中“戏场”的演出项目极有可能是宋杂剧或南戏。现将较具代表性的几首试做分析。

其一，陆游在庆元元年(1195)三月所作《初夏》(十首其二)：

剪韭腌齑粟作浆，新炊麦饭满村香。先生醉后骑黄犊，北陌东阡看戏场。(《诗稿》卷三十二)

演出时间在初夏时节，演出地点在农村的开阔场地，演出项目应是百戏、杂剧等。吴自牧《梦粱录·百戏伎艺》所列“百戏”项目有：“能打筋斗、踢拳、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舞判官、斫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又载:“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赀。”[12]“村落百戏之人”应是宋代的乡村“路歧艺人”，其表演技艺水平要比城市的勾栏瓦市次一些，是流动戏班。“构成中国戏剧的三大要素——歌舞、百戏、故事是南戏诞生的远源。”[13]南宋浙东运河、鉴湖一带演出百戏等项目的“戏场”也为南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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