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每戡集外佚作辑校(8)

至于硬，我乡有一句俗话叫：“乌龟碰石板，硬碰硬。”在世风如江河日下之今日，能有几人抱乌龟精神敢硬碰硬呢？又有几个人的骨头能硬得像乌龟壳和石板呢？这都是问题。自然乌龟必须碰在石板上，才显得有劲，才清脆响亮，但世风所趋，连今世的乌龟恐都变了心性，少有肯干这硬碰硬的勾当了罢？教谁都有今不及古之感！

据说古代希腊第一位大悲剧诗人爱司克洛有一天被一只大鹰错把他的大而光的脑袋当作一块光而硬的石头，便把嘴里所衔着而无法剖开的乌龟，由空中掷落在他头上，因此打死了这位悲剧家。这大鹰，这乌龟的用意都没有错，只可惜爱司克洛的脑袋太不结实，大鹰和乌龟寻硬石头□，一可称得有见识，一可称得有骨气，究竟这是古代的大鹰和乌龟，倘使是今世的，那一定找棉花般软的东西碰，尤其近几十年来的人好欺软怕硬，那种傻劲在人类中早不可得矣。

要是说世人还不乏傻家伙，那只有不懂世故的青年，饱经患难的寒士，才能还有硬骨头，偏是聪明的人弃之，无知的狗咬之，硬骨头者的命运又始终如此而已！事实，教人奇怪的，愚笨像我们这些书生居然还以有硬骨头自许。有些人还以苏东坡所说的“饥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和“君子安贫”等话来自慰，其实现在不是穷不穷的问题，稍有骨头的人都能安贫，原不待君子；只是冻馁将致生命危殆时(因为人总是求生的)，那末这问题可就大了，所以要转移风气，还得先让人吃饱饭才行，我希望身居要津的大人先生们不必空口说白话，在下也就以为一切都幸甚幸甚了。

按：

《论转移社会风气》刊于《经纬周刊》 1946年第1卷第11期(1946年7月14日出版)。这是董先生的一篇针砭时弊的杂文。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社会经济虽有过短暂的恢复，但很快急转直下，濒临崩溃。物价飞涨，财政赤字，广大民众乃至教师、公务员等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对此，当局未能推行具体可行的举措，还妄想依靠发动“转移风气运动”来扭转局面。董先生的这段文字，当是对此有感而发。文章毫不留情地讽刺一些所谓的“硬骨头”，在“近年来改行，化软者辈出”，使“风气更坏”；并将批判矛头直指当局，认为当局针对战后民生凋敝的情形，无所作为，避重就轻。

九、《金陵杂感》

政府已改组如仪，新贵们更喜逐颜开，活着有汽车坐，大厦住，将来说不定还有逸情雅兴，来个左拥右抱，学而优则仕，仕而富则娶，其乐融融，当不在话下也。

但，为一个人民的在下，总是抱着热望，新贵们和老吏们居然不惜大吹特吹，这个新组成的又一张小泉，或又一陆稿薦，甚至又一王麻子，能不能货真价实，暂可不管，既袍笏登场，自应有一场开锣好戏，不料《加官进爵》《天官赐福》《招财进宝》之后，却赢得台下的嘘声——米价三十万。固然，不在乎，大钞万元一张，一石米三十张纸，并不稀奇，可是小民就……那个了！新贵最讲现实，不知对这现实有何感想！

连日报载到处抢米，而新旧合伙正弹冠相庆的衮衮诸公，并无发表伟论想出办法，在老吏们倒也无可厚非，自然因为司空见惯；而那些新贵们是一向像煞价事地说以救国救民为职志的，为啥对这个严重局面不发一言？真使我三思不得其解！想来想去，勿想起论语的“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一节来，倒正可解释新贵们所以噤若寒蝉的原因，君不见他们在台下时贫困，所以哇啦哇啦，那能无怨？现在上台了，假使对任何事都哇啦哇啦，人家一定说他们摆官僚架子，索性不出声，反可落得富而无骄之誉！不是吗？硬是对的！可是我又想起了两句句子曰：“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如果诸公认现在是邦有道也可，但只会食禄不做事是否可耻？又何况着上了下一句的道儿呢？所以被人民骂为“无耻之尤”豈不活该！

今年又是烽火漫天，灾荒遍地，连季节气候竟也走了样，说是立夏过了，实际上残寒未去，遇阴雨天就非穿棉衣盖棉袍不可，根本还未见到春来，虽说草绿了，柳绿了，甚至一切春花都开过了。记得古希腊有个神话，说春之女神潘赛芬(Perserphone)小姐长得过分的美丽，因此不得不被迫到阴暗的地下跟冥王普鲁陀(P1uto)同居，但是每年还有一段时间放她归宁——回到太阳光底下来，她赋与万物以生命、快乐。如果真有这么回事，那今年恐是冥王加强了它那残酷的统治，为要摧残万物，尤其人类的生命与安乐，使潘赛芬小姐套上了脚镣，不许她降临人间罢！然而，人类需要春天，而每年也定有个春天，我们相信人类的春天是终须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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