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每戡集外佚作辑校(9)

请愿，罢工，罢课，到处闹嚷嚷的，一句话：这些一切都是内战的产品。

两年多以来，咱们见过不少次动乱，自然，每一浪潮均有它的怒涛汹涌的时候，也有它的风平浪静的时候，所惜者当权的始终不察动乱之源，即或察之，仍讳疾忌医，甚至知过不改，一意孤行，结果，还是自讨苦吃。经验告诉我们，两年多来前一浪潮和后一浪潮的距离，已越来越缩短，而后者的高度和普遍性也必十百倍于前者，也是值得为政者深思反省的!

一切动乱，必予以罪名，这是政府一向的作风，把罪名向共产党及民主人士的头上推去，也是惯技，尽管推得一干二净，但事实终究事实，这种推法于人固有损，于己却未必有益，在人民是司空见惯，何况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到了儿，为政者想置身事外，终不可能。

就近来的学潮说罢，记得第一个闹起来的学校是唯一十足正统的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反对蒋经国任校长，难道共党把握住中央政校了吗?继之闹的是纪念先烈的英士大学，难道也被共党控制了吗?如其然，则共党的深入性普遍性真够惊人，政府以这样的党为敌，倒叫咱为政府捏一把汗!如其不然，就该反省反省乱之所自起，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也许可拨乱反正的。

我以为，若不打内战，经济粮食何至恐慌到如此地步？倘政治不腐败到透顶，人民何至怨恨政府至于斯极?真的，好戏似乎正开场，热闹也许还在后头，咱们“少安勿燥”，等着瞧罢。

据说当局想将民主人士一网打尽，于是乎由某政论家绞脑汁而创作出一册伟大的《地下斗争纲领》，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依然在创作中看出了不少漏洞，被有识者讥为“黔驴之技”。就这样，黑暗期可能屈指到来，可是黎明依然会驱走黑暗，历史曾明白地给咱们这种知识，善良的人们，咱们得准备走过这漫漫长夜!

所谓学者、专家之流，显得脆弱不堪，经不起现实的磨炼，一下子就都显出原形，最可笑的是人民大众连照妖镜都未拿起，他们的原身就暴于光天化日之下了。回忆不久以前，他们以救世救民、悲天悯人的伪装出现时，也像煞有介事地演戏，骗得了一些掌声，终究道行有限，经不住当道者左手拿金钱权位，右手握手枪炸弹来利诱和威迫，灵机一转，还是过过官瘾，捞几个钱来得实惠，便乖乖地扑进了人家的怀抱，干脆倒也很干脆；然而，“初入朝堂泪交流”的“上场诗”一念，那种奴才相固令人作三日呕；由叫和平民主一变为喊武力统一的帮凶的嘴脸，也够瞧的了!委实糟塌了学者专家的招牌，不，原是一些“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的衣冠禽兽，尾巴是不能久藏的，与其迟露不如早露，我倒是不为禽兽惜，而为人民们喜!

立法委员们喊出了和平的要求，学生们，参政员们都一样，这是善良大众的呼救声，而也是好战者的丧钟。固然，在现阶段，和平未必真的就到来，但人民是必须叫出这口号来的，在现在说：和谈的确有声无影，不过有声就是好的。

现在，好像“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搅得无所谓是非了；其实不然，实际事物既不能“一是非”，也不能“无是非”，是就是，非就非，不能有所假借；且不能有所含混。举过例罢：譬如这一次泛滥全国的学潮，学生们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要是说有背景，背景便是残酷的现实——打内战，征粮征丁，通貨澎张，物价高昂……这现象是应有的吗?无疑地答复一个“非”字，就因为这个“非”，青年们才提出了“是”来纠正，因而有了普遍的学潮，照理说，政府若是贤明(不必贤明，稍能反省即可)，一定认为这次学潮是青年们代表全国人民不顾一切地敢于提出纠正政府历来施政的错误，——这是每个人民所要提而不敢提的要求。事实，怎么样?对付学潮的是：布几道防线来阻止，(抗战期中听说日本兵来，一退几千里，现在多勇敢啊)水龙、马队、木棍(注意：装好了特种钢钉，挨到的皮散肉碎)不顾一切地敢于为非。其次，我注意到政府口口声声说青年们破法越轨，在旁观者的在下觉得太可笑了！学生们倒由感情用事而渐入正轨，反之政府则破法越轨了！在从前不算稀奇，在三党训政形成以后的政府，口口声声说国大合法，宪法重要，民主已实现的中华民国卅六年夏月，突然颁布了《临时维持治安办法》，这无异于伸手打自己的耳光，约法也罢，宪法也罢，不是明白地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甚至请愿的基本自由吗？现在，居然，真的，百二十分的居然啊，敢于知法犯法——颁布了违反约法宪法的办法，用五道防线，用水龙、马队、木棍(注意：装特种钢钉的)机枪……来遏止人民要求活下去的请愿，叫我，一个儒生能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孟夫子说过先有不忍人之心，然后有不忍心之政，现在的政是怎样？到处要写上“礼义廉耻”四字，事实则每一字上头加一“无”字(这是我想不出比无字更甚的鸭吃豆腐(Adjective)，无可奈何而用“无”)。居然用出比军阀当权时对青年更毒辣的手段，请问：“良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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